文艺批评 · “三栖评论” | 吴俊：为内心自由赋形——何向阳的诗歌和多栖之义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文艺批评

编者按

文艺批评今日推送“三栖评论”何向阳专题。“三栖评论”是《小说评论》杂志于2021年第1期开设的专栏，旨在讨论普遍存于当代的“多栖写作”现象，发掘其独特价值，并以此倡导一种开放、活力的大文学风气。何向阳老师既是知名的文学批评家，也是著作颇丰的诗人和散文大家，先后获得当代“冯牧青年批评家奖”和鲁迅文学奖。本文是吴俊教授对何向阳的多栖写作的概述和点评。吴俊教授特别看重她的诗歌创作实践，他认为，诗歌的无限敞开性、穿越性成就了这种文体的包容性、想象性。文体有形而心游无极，诗歌给了何向阳一种灵动的赋形方式。因此，在她的多栖写作中，蕴含了一种多面向、不确定、想像性的精神指向。

本文原载于《小说评论》2021年第4期，转载自公众号“小说评论”，特此感谢！

往期专栏(点击下方文字阅读）：

吴俊

为内心自由赋形

何向阳的诗歌和多栖之义

哪一年、什么场合认识向阳的，无论如何都记不清楚了。只记得那时她还在河南工作。李洱也在河南。我还在李洱当编辑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河南人会讲故事，比如李洱的《花腔》。更早些有名的，还有刘震云、阎连科等。女作家也不少，比如邵丽、乔叶等。惟独何向阳并不写小说，或者说，我不知道她是否也写小说。我认识她的时候，只知道她是批评家。而且不知道她其实应该更早地是个诗人或散文家。这就使我对她的认识很有局限了。一个写作者，本有多副笔墨，却并不刻意显露。甚至，我后来还知道，向阳的美术才能也非同一般，这使我必须重新看待向阳。同时也对能言善道的小说家们平常看待了。河南不写小说的作家也许更富才情。这个话题过后有机会想和李洱聊聊。

向阳调任北京中国作协工作后，因为参加作协活动，我和她渐渐多了交往的机会。但我仍一直把她看作为纯粹的批评家。终于，不知什么缘故，我明白了她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多栖作家。甚至应该这样说，何向阳的文学原生才能就是多栖写作，并非由文学批评而兼顾文学创作。甚至，向阳的文学写作都是由她的诗歌而激发的。这和其他批评家很有些不同。

何向阳

她是诗人。向阳首先是个诗人。诗歌对于向阳的一个重大意义在于，能使她将溢出批评文章的情思才华有了安放和表达的方式。不仅于此，诗歌是向阳有可能从容安顿全部自我的一种最适宜的方式——在写作文体中，诗歌是向阳最适宜的文体。

这是我近年才明确的对于向阳的新认识。此前在读她的评论、理论、散文文章时，虽然钦佩于她的不羁文采集浪漫想象与思辨逻辑于一体，但也时时会生出一点若有所失之感。总感觉她另有点意犹未尽的语感语义还没有完全释放。也许是一种女性写作的含蓄或节制？直到前几年，我读到了她先后出版的两部诗集，才一下子明白了，原来我此前不知道或没有意识到，她其实是个诗人。她的秘密应该是在她的诗歌写作中。也就在她的诗歌中，我对向阳的写作有了一种文体间的对比认识：散文需要行文章法，小说需要故事情节，批评理论需要逻辑演绎或归纳提炼，它们都需要形式上的圆满。只有诗歌才能在形式上直接体现出一种想象性的可能。诗歌以无限赋形的可能使世界获得自身的充分表达。可以说，诗歌的无限敞开性、穿越性成就了这种文体的包容性、想象性。抽象地说，只有诗歌才是活跃的、活着的、生命进行时般的文体。或者说，诗歌就是一种形而上的文体。我明白了我对向阳写作的若有所失之感：一切都在不确定的诗歌里才能落定，诗歌的不确定才能成为她理想的合适文体。别有所限的文体规定性，限制的是无限性的想象和表达。向阳需要的却是就这样在诗歌里、用诗歌写下一切的一切。

而且更重要的是，向阳的诗歌写作让我顿悟到了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精神漫游的方式。向阳是个理想主义者。对于这个世界，她有自己的温情想象，也有尖锐的进入，有时她需要沉默和静思。此在的方式不能满足于她的多种情愫。未来或无穷之远的遐想，天边奔腾的晚霞，如果只落定在一种方式或对象上，那是无法安顿的。就像一个有着丰饶爱情的女性，没有一个男人能够接得住她的满心欢喜或忧愁究竟缘何而生。在她的多栖写作中，正蕴含了一种多面向、不确定、想像性的精神指向。一切都有待落实，一切又都正在落实。这只有她的诗歌才能承担。

追溯她的文学写作史，我不能说向阳的文学书写始于张承志的研究。在那之前，她已经是个写作者，一个诗歌写作者了。但有关张承志的研究无疑契合或使她找到了一种能够自觉表达自己写作意图的明确方式。在此意义上，始于张承志的书写，就是始于个人想象漫游的书写、始于精神和思想自觉的书写。归根到底，这是始于诗歌的个人理想书写。《青衿》和《锦瑟》，使我明白始于诗歌书写对于向阳的特殊意义，这是从文体到内心的一种获得自由的过程。文体有形而心游无极，诗歌给了向阳一种灵动的赋形方式。我以为这是诗歌之于向阳写作人生的根本意义。

《青衿》\何向阳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版

《锦瑟——中国好诗第三季》\何向阳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2017年9月版

我在谈论李洱时说过这样的话，他的小说就是现代寓言。寓言这种文体的特点，在于用实际的日常通俗故事达成一个意在言外的表达效果，是从具体到普遍的一个弥漫过程。因此，寓言（小说）都需要特殊的说法。讲究的说法才能使教义有其实在的依托和支持。但小说或寓言，也就因此有了形式上的限制，它的意义很容易被遗漏。小说家不得不用不停的讲述来弥补这种遗漏。这在技术上是对小说家的极大考验。《应物兄》或许就是李洱的回应方式。而诗歌的介入则在激发人们跃出形式限制的想象。想象是填补遗漏、或与遗漏抗争的最好方式。换言之，一个写作者的无限可能性，就看有没有找到自己的合适文体、并在这种文体中实现自己的种种可能性。多栖写作的功能是给写作者提供实现自己的文体形式。向阳的诗歌和多栖写作，无形中使我有了一种文体文学史与写作意义的追溯研究兴趣。多栖写作的源头应该就在（广义的）诗歌或小说之中。而且，诗歌和小说应是源同而流异罢了。但文体的背后是想象力和思想价值观。这对现代文体研究而言倒是巨大的挑战。我不清楚同时身为理论批评家的何向阳，又如何看待自己的多栖写作及其文学研究的意义。本期同栏的作家自述也许就是一个回应。

本文原载于《小说评论》2021年第4期

文艺 批评 

● 或许你想看 ●

长按关注

欲转载本公号文章

请后台留言申请

转载请注明来源

编辑：素静

图源：网络